是故与基督教上帝造人的观点相较之下，周初天的超越观念有它的暧昧性与不稳定性，对后世儒家天人关系与政教关系观念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观念有两点在当时特别激荡人心。是故与基督教上帝造人的观点相较之下，周初天的超越观念有它的暧昧性与不稳定性，对后世儒家天人关系与政教关系观念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因此朱子称大学为帝王之学问，人主之心法。他才有这样惊人的构想：太学祭酒主持太学，代表天道。邱浚在《大学衍义补》序里也随声应和，认为大学盖六经之总要，万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来传心经世之遗法也。因此作为一个纵览儒家传统主流思想的概括，我是比较认可张之洞所谓政教相维或政教合一的观点。至少他的一些门生弟子已经承认，孔子在道德精神上的崇高地位，可以上比尧舜，甚至贤于尧舜。

语其孝，则极天下之孝，而天下之为孝者莫能尚也，是则所谓皇极者也。在道统论里他把三代以后的历代君主都排除于道统以外，不啻否定了历代君主的道德正当性。这种以天命说为基点而进行的综合性、发展性的认识，不但可以使我们看到决定政教合一与政教二元竞争胜负的背后的思想因素，同时也可以使我们认识儒家主流政教合一观念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名教逐渐渗透入佛道两家。可是朱子在《皇极辨》里所采取的以及后世在《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以及《皇极经世文编》，乃至张之洞在《劝学篇》里所沿袭的，都是王圣的观念。在这样一个气氛之下，二元权威的意识，以及政教关系的讨论，经过宋明清四百年，若断若续，若隐若现的发展，终告流产。在朱子与真德秀看来，君主透过修身成德，变成一个德性中心，发挥一种精神的感应力，无远弗届，可以凝聚四方，整合寰宇。

可以说，一种有别于实然的应然意识已经很清楚地浮现于周初的宗教观念里。而在宋明儒学里，虽有断续的发展却未能开花结果，最后在17世纪里归于沉寂。

同时他又代表人世祭祀天与宇宙的方位与时序，是人王也是法王，集统治中心以及教化与祭祀中心于一身。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单纯，超越内化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实化的扩张，但在一些基本观念上仍然受到超越实化的渗透。朱子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而陆在《思辨录》里特别强调师与师道的重要性不下于君父，他甚至有时认为师的地位犹高于君，因为师代表宇宙的终极理念：天道。

这也就是道统论中所谓的上古神圣，继天立极的意思。关于原始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有两个大趋势，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我刚才说明了阴阳五行的思想如何扩大了超越实化的趋势，这趋势加上我在前面提到的两个观念——超越内化以及以尧舜三代圣王之治为政治秩序的原始典范——是由天命说出发的三个对后世政教关系影响极深的思想发展。放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这二元权威与秩序的观念有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所谓的突破就是朱熹提出的道统说，我们知道这道统观念是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正式提出的。朱子写〈皇极辨〉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驳斥孔颖达的解释。

他又说是以米出于粟，而粟不可谓米。在《春秋繁露》里面，他又把仁贪二气与阴阳相配，阳为性，阴为情，总之，他认为人性中有善的原始本性与恶的情两部分，因此人性可善可恶，也就是说善可以从性出，但性的本身未必全为善。

他认为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才真正是天命之所寄，是天道进入与落实于人世的管道，因此有其神圣性。此处朱子思想中政教一元的立场的形成过程可为例证。相、六卿、谏议皆从之。这外力是什么？就是他所谓的王制与王教。这篇文章写于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它的内部有着不可忽视的矛盾与张力，形成我方才提到的不稳定均衡。

但晚周的道德观念则由公共道德扩展到个人的生命与人格发展的层面，并以此为基础对个人与群体生命作了反思，由此深化而产生了以仁为代表的全德观念。这内在限制何所指？为了探讨这内在因素，我要回到朱熹的政教思想作进一步的分析，因为他这方面的思想发展很重要，不但可以使我们看到限制政教二元(或二元权威)观念发展的道学内在因素，同时也可看到这些内在因素如何在朱熹思想中演化成为儒家倡政教合一的主流立场。

它把中国历史分为两层：三代与三代以下。但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以后便逐渐消沈下来。

从而禁止政教关系的讨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君师对等二元权威的论调。从宋初道学几位先驱的思想去看，这教民以尽性的先知先觉应该是周敦颐所谓的圣人。

也可说他是每个宗族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这在北宋道学开山人物的思想中，都有明白的展示。但耐人寻味的是，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这原因何在？要找答案，我认为必须面对他思想的复杂性。如何从上提携引导？如何治而教之？这就是宋明道学政治观的一个核心问题，宋初道学是如何回答这问题？ 如前所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主流对这问题的认识是：一般人要德化，必须要靠他们所谓的王制与王教的制约与感化。

整个〈皇极辨〉就是发挥这段话的两个重点，第一，君主或天子是据宇宙秩序中央的一块神圣空间，为四方可仰望。学校是传承与维持天道的地方，是人极秩序的中心。

这种关联相应式的宇宙秩序有一个中央枢纽，那就是天子这个位子，也就是礼记所谓的王制。而前者认为，孔子是古代文化上有开创性、有特殊地位的先知圣哲。

周初的超越天道观已实化为阴阳五行在宇宙内的体现与运作。因为它们的影响，他强调帝王的宫廷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所谓经筵制度，相信循此途径，能够转化与改造君主的思想人格。

不可忽略的是：对经筵教育的重视一旦与政教合一的观念紧密结合，还隐含另一种困境，那就是圣王观念无形中被王圣所取代。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若以其(汉唐)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第四，天命观不仅代表一个道德的理念，而且也代表一个历史上原始的黄金时代，一个圣王理想曾经实现过的尧舜三代，因此它也意涵人类历史上政治秩序的原始典范。他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教化中心。

用朱子自己的话说：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自登基以后他勤奋好学，励精图治，文治武功都有辉煌的成就。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中国传统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与立场。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

但重要的是，在强调超越内化的超越性的同时，他的著作中又出现清楚的迹象，显示超越实化的趋势仍然潜入他的思想中一些基本观念。第四，这种政教合一的模式，不仅出现于殷商社会的基层组织——宗族，也出现于殷商时代的政治秩序的核心体制：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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